日本逐漸“向右轉”：日本新潮社於1988年設立三島由紀夫獎（日文：三島由紀夫賞，簡稱三島獎），旨在紀念作家三島由紀夫，由新潮文藝振興會主辦。該獎項評選小說、評論、詩歌、戲曲等新銳文學作品，素有“純文學登龍門”之稱。三島由紀夫晚年代表作《豐饒之海》曾連載於新潮社旗下《新潮》雜誌，彰顯其與出版社的深厚淵源。
同期還創立了側重通俗文學的山本周五郎獎。其定位為新人獎，但東浩紀等中堅作家也曾獲獎。評選範圍限定純文學類型，獲獎作品需展現文學創新性。
政治右傾化與右翼勢力影響；曆史反思的缺失與民族主義思潮；
日本教科書否定或歪曲曆史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涉及政治、社會、文化和國際關係等多重因素。以下結合相關背景進行分析。日本教科書問題與政治右傾化密切相關。右翼勢力通過施壓文部科學省審定製度，係統性修改教科書內容，以淡化或否認侵略曆史。
例如，將“侵略”替換為“進出”、用“慰安婦”替代“從軍慰安婦”等表述，旨在模糊戰爭加害責任。
這種修改往往服務於現實政治目標，如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突破“和平憲法”約束製造輿論基礎。
右翼政客和團體通過控製審定流程，打壓如實記載戰爭罪行的教材，導致出版社麵臨壓力甚至破產。
戰後日本未能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產，部分右翼勢力和政界人士拒絕反省侵略曆史。
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優越論”等思想觀念長期影響社會認知，使一些日本人將侵略戰爭美化為“自衛”或“解放亞洲”，而非侵略。
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催生了對承認曆史罪責的“自虐史觀”的排斥，反而助長了畸形的“民族自豪感”。同時，美國占領時期未徹底執行對戰犯的審判，使軍國主義殘餘勢力得以在政界、財界延續影響。
教育製度與審查機製的缺陷：日本教科書由出版社自主編纂，但需經文部科學省審定合格後才能使用。審定製度本身成為右翼勢力幹預曆史表述的工具，例如通過“文字遊戲”淡化暴行細節（如將“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這種製度缺乏獨立監督，導致右翼施壓得以持續。此外，部分教科書僅強調日本的受害曆史（如原子彈爆炸），卻回避加害責任，阻礙了對戰爭的全麵反思。
現實政治與國際戰略動機：日本試圖通過篡改曆史教科書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型。冷戰後，日本希望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而否認侵略曆史被視為削弱鄰國敵意、爭取戰略空間的手段。然而，這種行為加劇了與亞洲鄰國的矛盾，破壞了地區信任，例如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與曆史修正主義邏輯一脈相承。
社會認知與輿論環境：部分日本國民受修正主義教育影響，對曆史的認知停留在“反戰敗”而非“反侵略”層麵，甚至將曆史反省視為對民族尊嚴的傷害。這種認知偏差與右翼宣傳、媒體誤導及教育內容片麵化有關，導致否認曆史的言論獲得一定社會基礎。
紀錄片《教育和愛國》顯示，右翼勢力施壓時缺乏自我反省，進一步固化了歪曲史實的氛圍。
日本社會趨向保守化在冷戰後就已初現端倪，進入新世紀後更是愈演愈烈，以致出現了政治家越右越吃香的怪異現象。以小泉純一郎為例，他在首相任內6次參拜供奉有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導致日本與中韓等鄰國關係持續惡化。但小泉恰恰是近20年來支持率最高、任期最長的首相。同樣，野田佳彥也是民主黨“鷹派”勢力代表。他上任不久便在自衛隊閱兵式上發表“忘戰必危”的訓詞，隨即又鬆動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刪除了《宇宙開發利用法》中有關禁止宇宙空間開發用於軍事目的的限製，甚至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惜挑起與中國的爭端。盡管野田執政不力使內閣支持率跌進20%紅線，然而，在民調中有關最被看好的首相人選，他僅次於安倍晉三和石原慎太郎，位居第三。
小泉純一郎作為日本政壇的重要人物，其執政時期（2001-2006年）被視為日本政治右轉的關鍵節點。他以“改變日本”的口號推動改革，但其政策和言行加劇了日本與鄰國的緊張關係，為後續右傾化趨勢奠定了基礎。推動政治右轉的舉措：小泉純一郎在任內高舉“政治大國”目標，主張日本應突破戰後局限，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他通過郵政民營化等經濟改革削弱官僚體係，強化首相權力，但這一過程也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
其任內6次參拜靖國神社，直接引發中韓等國強烈抗議，導致外交關係惡化，成為日本右翼化的重要標誌。
對中日關係的長期影響：小泉純一郎時期，日本政府層麵首次公開將中國視為“威脅”，為後續右翼政客煽動“東大威脅論”提供了模板。這種敘事轉移了日本民眾對經濟停滯的注意力，同時為擴軍和強化美日同盟鋪路，加深了中日戰略互疑。
與當前政局的關聯：小泉純一郎的右翼路線被其子小泉進次郎等新一代政客繼承。近年來，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等右翼勢力通過逼宮、煽動民粹等方式推動對華強硬政策，延續了小泉純一郎時期“以對抗謀支持”的政治邏輯。
小泉純一郎的執政不僅重塑了日本國內政治生態，還通過曆史問題和安全政策的激化，為中日關係長期緊張埋下伏筆。其遺產在當前日本政壇仍具影響力，反映了日本右轉的持續性。
安倍晉三的執政經曆顯著加速了日本的“向右轉”：
修憲與軍事擴張：安倍在2012年重返首相職位後，明確提出修改和平憲法、強化自衛隊職能的主張，並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試圖突破戰後體製約束。其經濟政策“安倍經濟學”雖以刺激增長為目標，但通過量化寬鬆等手段間接強化了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為右翼議程提供了經濟基礎。民族主義與外交轉向：安倍政府強化日美同盟，同時在領土爭端（如尖閣諸島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並多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激化了與中韓等鄰國的矛盾。這些行動反映了對曆史修正主義的公開支持，進一步鞏固了右翼在自民黨內的主導地位。
野田佳彥的執政經曆顯著加速了日本的“向右轉”
野田佳彥在2012年連任民主黨黨首期間日本政壇呈現出明顯的保守化傾向，野田佳彥在任內及卸任後均表現出對領土爭端等議題的強硬立場。野田曾表示將“冷靜對待中日關係”，但其實際政策主張偏向強硬，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日本的立場，並推動相關立法以強化防衛能力。
當時，日本政府通過“購島”等行動加劇了與中國的領土摩擦，而野田領導的民主黨雖在野，但其對領土爭端的強硬表態反映了日本政治圈整體向右轉的態勢。近年來，日本防衛重點持續向西南方向傾斜，強化在衝繩等地的軍事部署，並發展遠程打擊能力，這些舉措被廣泛視為軍國主義傾向的複蘇。野田作為在野黨領袖，雖曾呼籲通過對話緩和關係，但其對政府強硬政策的製約有限，反而在某些場合間接助長了右翼議程。總體而言，野田佳彥的政治軌跡是日本“向右轉”的縮影：從表麵的對話姿態到實質上支持強化軍備和領土強硬主義，凸顯了日本政界在曆史認知和安全政策上的深刻變化。
日本社會的右轉趨勢已經引起國際社會警惕。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日本國內出現了一種“逐漸地、實質性地向右轉”的趨勢，特別是在外交和軍事戰略方麵采取了“比二戰後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對抗性的政策”。還有美國分析家則認為，打著“強國”旗號的日本右翼似乎是在重複19世紀的老路。
自民黨很難獨自掌權。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和石原、橋下的“日本維新會”組建聯合政府。日本國民希望新任領導人為他們解決經濟問題。但是，如果日本政府推行安倍式“反動的愛國主義”，中日關係就會進一步惡化，這樣一來日本經濟將很難穩定下來。自民黨很有可能在經濟和外交兩個領域全部以失敗告終，結果隻能下台。日本政壇的右傾化可能會迎合大眾，滿足政治家上台執政的私欲，卻帶不來重振民族雄風，隻能是自絕於世。
日本逐漸“向右轉”，文化教育有根源
辛泰浩 (2025-12-13 04:51:18) 評論 (1)
日本逐漸“向右轉”：日本新潮社於1988年設立三島由紀夫獎（日文：三島由紀夫賞，簡稱三島獎），旨在紀念作家三島由紀夫，由新潮文藝振興會主辦。該獎項評選小說、評論、詩歌、戲曲等新銳文學作品，素有“純文學登龍門”之稱。三島由紀夫晚年代表作《豐饒之海》曾連載於新潮社旗下《新潮》雜誌，彰顯其與出版社的深厚淵源。
同期還創立了側重通俗文學的山本周五郎獎。其定位為新人獎，但東浩紀等中堅作家也曾獲獎。評選範圍限定純文學類型，獲獎作品需展現文學創新性。
政治右傾化與右翼勢力影響；曆史反思的缺失與民族主義思潮；
日本教科書否定或歪曲曆史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涉及政治、社會、文化和國際關係等多重因素。以下結合相關背景進行分析。日本教科書問題與政治右傾化密切相關。右翼勢力通過施壓文部科學省審定製度，係統性修改教科書內容，以淡化或否認侵略曆史。
例如，將“侵略”替換為“進出”、用“慰安婦”替代“從軍慰安婦”等表述，旨在模糊戰爭加害責任。
這種修改往往服務於現實政治目標，如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突破“和平憲法”約束製造輿論基礎。
右翼政客和團體通過控製審定流程，打壓如實記載戰爭罪行的教材，導致出版社麵臨壓力甚至破產。
戰後日本未能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產，部分右翼勢力和政界人士拒絕反省侵略曆史。
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優越論”等思想觀念長期影響社會認知，使一些日本人將侵略戰爭美化為“自衛”或“解放亞洲”，而非侵略。
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催生了對承認曆史罪責的“自虐史觀”的排斥，反而助長了畸形的“民族自豪感”。同時，美國占領時期未徹底執行對戰犯的審判，使軍國主義殘餘勢力得以在政界、財界延續影響。
教育製度與審查機製的缺陷：日本教科書由出版社自主編纂，但需經文部科學省審定合格後才能使用。審定製度本身成為右翼勢力幹預曆史表述的工具，例如通過“文字遊戲”淡化暴行細節（如將“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這種製度缺乏獨立監督，導致右翼施壓得以持續。此外，部分教科書僅強調日本的受害曆史（如原子彈爆炸），卻回避加害責任，阻礙了對戰爭的全麵反思。
現實政治與國際戰略動機：日本試圖通過篡改曆史教科書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型。冷戰後，日本希望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而否認侵略曆史被視為削弱鄰國敵意、爭取戰略空間的手段。然而，這種行為加劇了與亞洲鄰國的矛盾，破壞了地區信任，例如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與曆史修正主義邏輯一脈相承。
社會認知與輿論環境：部分日本國民受修正主義教育影響，對曆史的認知停留在“反戰敗”而非“反侵略”層麵，甚至將曆史反省視為對民族尊嚴的傷害。這種認知偏差與右翼宣傳、媒體誤導及教育內容片麵化有關，導致否認曆史的言論獲得一定社會基礎。
紀錄片《教育和愛國》顯示，右翼勢力施壓時缺乏自我反省，進一步固化了歪曲史實的氛圍。
日本社會趨向保守化在冷戰後就已初現端倪，進入新世紀後更是愈演愈烈，以致出現了政治家越右越吃香的怪異現象。以小泉純一郎為例，他在首相任內6次參拜供奉有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導致日本與中韓等鄰國關係持續惡化。但小泉恰恰是近20年來支持率最高、任期最長的首相。同樣，野田佳彥也是民主黨“鷹派”勢力代表。他上任不久便在自衛隊閱兵式上發表“忘戰必危”的訓詞，隨即又鬆動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刪除了《宇宙開發利用法》中有關禁止宇宙空間開發用於軍事目的的限製，甚至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惜挑起與中國的爭端。盡管野田執政不力使內閣支持率跌進20%紅線，然而，在民調中有關最被看好的首相人選，他僅次於安倍晉三和石原慎太郎，位居第三。
小泉純一郎作為日本政壇的重要人物，其執政時期（2001-2006年）被視為日本政治右轉的關鍵節點。他以“改變日本”的口號推動改革，但其政策和言行加劇了日本與鄰國的緊張關係，為後續右傾化趨勢奠定了基礎。推動政治右轉的舉措：小泉純一郎在任內高舉“政治大國”目標，主張日本應突破戰後局限，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他通過郵政民營化等經濟改革削弱官僚體係，強化首相權力，但這一過程也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
其任內6次參拜靖國神社，直接引發中韓等國強烈抗議，導致外交關係惡化，成為日本右翼化的重要標誌。
對中日關係的長期影響：小泉純一郎時期，日本政府層麵首次公開將中國視為“威脅”，為後續右翼政客煽動“東大威脅論”提供了模板。這種敘事轉移了日本民眾對經濟停滯的注意力，同時為擴軍和強化美日同盟鋪路，加深了中日戰略互疑。
與當前政局的關聯：小泉純一郎的右翼路線被其子小泉進次郎等新一代政客繼承。近年來，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等右翼勢力通過逼宮、煽動民粹等方式推動對華強硬政策，延續了小泉純一郎時期“以對抗謀支持”的政治邏輯。
小泉純一郎的執政不僅重塑了日本國內政治生態，還通過曆史問題和安全政策的激化，為中日關係長期緊張埋下伏筆。其遺產在當前日本政壇仍具影響力，反映了日本右轉的持續性。
安倍晉三的執政經曆顯著加速了日本的“向右轉”：
修憲與軍事擴張：安倍在2012年重返首相職位後，明確提出修改和平憲法、強化自衛隊職能的主張，並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試圖突破戰後體製約束。其經濟政策“安倍經濟學”雖以刺激增長為目標，但通過量化寬鬆等手段間接強化了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為右翼議程提供了經濟基礎。民族主義與外交轉向：安倍政府強化日美同盟，同時在領土爭端（如尖閣諸島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並多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激化了與中韓等鄰國的矛盾。這些行動反映了對曆史修正主義的公開支持，進一步鞏固了右翼在自民黨內的主導地位。
野田佳彥的執政經曆顯著加速了日本的“向右轉”
野田佳彥在2012年連任民主黨黨首期間日本政壇呈現出明顯的保守化傾向，野田佳彥在任內及卸任後均表現出對領土爭端等議題的強硬立場。野田曾表示將“冷靜對待中日關係”，但其實際政策主張偏向強硬，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日本的立場，並推動相關立法以強化防衛能力。
當時，日本政府通過“購島”等行動加劇了與中國的領土摩擦，而野田領導的民主黨雖在野，但其對領土爭端的強硬表態反映了日本政治圈整體向右轉的態勢。近年來，日本防衛重點持續向西南方向傾斜，強化在衝繩等地的軍事部署，並發展遠程打擊能力，這些舉措被廣泛視為軍國主義傾向的複蘇。野田作為在野黨領袖，雖曾呼籲通過對話緩和關係，但其對政府強硬政策的製約有限，反而在某些場合間接助長了右翼議程。總體而言，野田佳彥的政治軌跡是日本“向右轉”的縮影：從表麵的對話姿態到實質上支持強化軍備和領土強硬主義，凸顯了日本政界在曆史認知和安全政策上的深刻變化。
日本社會的右轉趨勢已經引起國際社會警惕。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日本國內出現了一種“逐漸地、實質性地向右轉”的趨勢，特別是在外交和軍事戰略方麵采取了“比二戰後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對抗性的政策”。還有美國分析家則認為，打著“強國”旗號的日本右翼似乎是在重複19世紀的老路。
自民黨很難獨自掌權。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和石原、橋下的“日本維新會”組建聯合政府。日本國民希望新任領導人為他們解決經濟問題。但是，如果日本政府推行安倍式“反動的愛國主義”，中日關係就會進一步惡化，這樣一來日本經濟將很難穩定下來。自民黨很有可能在經濟和外交兩個領域全部以失敗告終，結果隻能下台。日本政壇的右傾化可能會迎合大眾，滿足政治家上台執政的私欲，卻帶不來重振民族雄風，隻能是自絕於世。
同期還創立了側重通俗文學的山本周五郎獎。其定位為新人獎，但東浩紀等中堅作家也曾獲獎。評選範圍限定純文學類型，獲獎作品需展現文學創新性。
政治右傾化與右翼勢力影響；曆史反思的缺失與民族主義思潮；
日本教科書否定或歪曲曆史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涉及政治、社會、文化和國際關係等多重因素。以下結合相關背景進行分析。日本教科書問題與政治右傾化密切相關。右翼勢力通過施壓文部科學省審定製度，係統性修改教科書內容，以淡化或否認侵略曆史。
例如，將“侵略”替換為“進出”、用“慰安婦”替代“從軍慰安婦”等表述，旨在模糊戰爭加害責任。
這種修改往往服務於現實政治目標，如為解禁集體自衛權、突破“和平憲法”約束製造輿論基礎。
右翼政客和團體通過控製審定流程，打壓如實記載戰爭罪行的教材，導致出版社麵臨壓力甚至破產。
戰後日本未能徹底清算軍國主義遺產，部分右翼勢力和政界人士拒絕反省侵略曆史。
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優越論”等思想觀念長期影響社會認知，使一些日本人將侵略戰爭美化為“自衛”或“解放亞洲”，而非侵略。
這種民族主義思潮催生了對承認曆史罪責的“自虐史觀”的排斥，反而助長了畸形的“民族自豪感”。同時，美國占領時期未徹底執行對戰犯的審判，使軍國主義殘餘勢力得以在政界、財界延續影響。
教育製度與審查機製的缺陷：日本教科書由出版社自主編纂，但需經文部科學省審定合格後才能使用。審定製度本身成為右翼勢力幹預曆史表述的工具，例如通過“文字遊戲”淡化暴行細節（如將“南京大屠殺”改為“南京事件”）。這種製度缺乏獨立監督，導致右翼施壓得以持續。此外，部分教科書僅強調日本的受害曆史（如原子彈爆炸），卻回避加害責任，阻礙了對戰爭的全麵反思。
現實政治與國際戰略動機：日本試圖通過篡改曆史教科書提升國際話語權，推動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轉型。冷戰後，日本希望在國際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而否認侵略曆史被視為削弱鄰國敵意、爭取戰略空間的手段。然而，這種行為加劇了與亞洲鄰國的矛盾，破壞了地區信任，例如首相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論與曆史修正主義邏輯一脈相承。
社會認知與輿論環境：部分日本國民受修正主義教育影響，對曆史的認知停留在“反戰敗”而非“反侵略”層麵，甚至將曆史反省視為對民族尊嚴的傷害。這種認知偏差與右翼宣傳、媒體誤導及教育內容片麵化有關，導致否認曆史的言論獲得一定社會基礎。
紀錄片《教育和愛國》顯示，右翼勢力施壓時缺乏自我反省，進一步固化了歪曲史實的氛圍。
日本社會趨向保守化在冷戰後就已初現端倪，進入新世紀後更是愈演愈烈，以致出現了政治家越右越吃香的怪異現象。以小泉純一郎為例，他在首相任內6次參拜供奉有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導致日本與中韓等鄰國關係持續惡化。但小泉恰恰是近20年來支持率最高、任期最長的首相。同樣，野田佳彥也是民主黨“鷹派”勢力代表。他上任不久便在自衛隊閱兵式上發表“忘戰必危”的訓詞，隨即又鬆動了“武器出口三原則”，刪除了《宇宙開發利用法》中有關禁止宇宙空間開發用於軍事目的的限製，甚至在釣魚島問題上不惜挑起與中國的爭端。盡管野田執政不力使內閣支持率跌進20%紅線，然而，在民調中有關最被看好的首相人選，他僅次於安倍晉三和石原慎太郎，位居第三。
小泉純一郎作為日本政壇的重要人物，其執政時期（2001-2006年）被視為日本政治右轉的關鍵節點。他以“改變日本”的口號推動改革，但其政策和言行加劇了日本與鄰國的緊張關係，為後續右傾化趨勢奠定了基礎。推動政治右轉的舉措：小泉純一郎在任內高舉“政治大國”目標，主張日本應突破戰後局限，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他通過郵政民營化等經濟改革削弱官僚體係，強化首相權力，但這一過程也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
其任內6次參拜靖國神社，直接引發中韓等國強烈抗議，導致外交關係惡化，成為日本右翼化的重要標誌。
對中日關係的長期影響：小泉純一郎時期，日本政府層麵首次公開將中國視為“威脅”，為後續右翼政客煽動“東大威脅論”提供了模板。這種敘事轉移了日本民眾對經濟停滯的注意力，同時為擴軍和強化美日同盟鋪路，加深了中日戰略互疑。
與當前政局的關聯：小泉純一郎的右翼路線被其子小泉進次郎等新一代政客繼承。近年來，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等右翼勢力通過逼宮、煽動民粹等方式推動對華強硬政策，延續了小泉純一郎時期“以對抗謀支持”的政治邏輯。
小泉純一郎的執政不僅重塑了日本國內政治生態，還通過曆史問題和安全政策的激化，為中日關係長期緊張埋下伏筆。其遺產在當前日本政壇仍具影響力，反映了日本右轉的持續性。
安倍晉三的執政經曆顯著加速了日本的“向右轉”：
修憲與軍事擴張：安倍在2012年重返首相職位後，明確提出修改和平憲法、強化自衛隊職能的主張，並推動解禁集體自衛權，試圖突破戰後體製約束。其經濟政策“安倍經濟學”雖以刺激增長為目標，但通過量化寬鬆等手段間接強化了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為右翼議程提供了經濟基礎。民族主義與外交轉向：安倍政府強化日美同盟，同時在領土爭端（如尖閣諸島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並多次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激化了與中韓等鄰國的矛盾。這些行動反映了對曆史修正主義的公開支持，進一步鞏固了右翼在自民黨內的主導地位。
野田佳彥的執政經曆顯著加速了日本的“向右轉”
野田佳彥在2012年連任民主黨黨首期間日本政壇呈現出明顯的保守化傾向，野田佳彥在任內及卸任後均表現出對領土爭端等議題的強硬立場。野田曾表示將“冷靜對待中日關係”，但其實際政策主張偏向強硬，例如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日本的立場，並推動相關立法以強化防衛能力。
當時，日本政府通過“購島”等行動加劇了與中國的領土摩擦，而野田領導的民主黨雖在野，但其對領土爭端的強硬表態反映了日本政治圈整體向右轉的態勢。近年來，日本防衛重點持續向西南方向傾斜，強化在衝繩等地的軍事部署，並發展遠程打擊能力，這些舉措被廣泛視為軍國主義傾向的複蘇。野田作為在野黨領袖，雖曾呼籲通過對話緩和關係，但其對政府強硬政策的製約有限，反而在某些場合間接助長了右翼議程。總體而言，野田佳彥的政治軌跡是日本“向右轉”的縮影：從表麵的對話姿態到實質上支持強化軍備和領土強硬主義，凸顯了日本政界在曆史認知和安全政策上的深刻變化。
日本社會的右轉趨勢已經引起國際社會警惕。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日本國內出現了一種“逐漸地、實質性地向右轉”的趨勢，特別是在外交和軍事戰略方麵采取了“比二戰後任何時候都更具有對抗性的政策”。還有美國分析家則認為，打著“強國”旗號的日本右翼似乎是在重複19世紀的老路。
自民黨很難獨自掌權。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和石原、橋下的“日本維新會”組建聯合政府。日本國民希望新任領導人為他們解決經濟問題。但是，如果日本政府推行安倍式“反動的愛國主義”，中日關係就會進一步惡化，這樣一來日本經濟將很難穩定下來。自民黨很有可能在經濟和外交兩個領域全部以失敗告終，結果隻能下台。日本政壇的右傾化可能會迎合大眾，滿足政治家上台執政的私欲，卻帶不來重振民族雄風，隻能是自絕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