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1
外交與新聞部部長諾增卓瑪推薦序
雪域西藏是一個文明豐富、歷史悠久的國家。長久以來，西藏人民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自西元第7世紀至10世紀，西藏建立的吐蕃帝國是亞洲最強大的帝國之一。後來經歷了薩迦、帕摩竹巴、臧巴政權至西藏噶丹頗章政權，在1950年代被中國軍隊侵略並占領。
面對軍事征服，西藏人民堅決反抗侵略占領，造成120萬藏人死亡。中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宣稱西藏人口原來就只有100萬人，這是謊言。中國聲稱西藏人口少的原因是西藏人口本來就很少、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征服或屠殺造成，這不是事實。
我父母那一代的藏人都記得中國對藏人的屠殺，無庸贅言。西藏史書更明載在今拉薩、日喀則一帶的衛藏四如之人口數，已超過300萬。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嚴重的戰爭或飢荒，只有在被中國占領後才發生。
為什麼西藏歷史書上記載的600萬人口數、在中國政府的白皮書卻變成只有100萬？中國政府出版了許多中文書籍來證明這一點。事實上，歷史上西藏對牧場、農場徵稅的紀錄很多，如果研究這些數據，就不難找出西藏人口中納稅人的數據。但在1959年倉促逃亡時，這些資料大部分留在西藏，目前具體下落不明。即使中國政府沒有銷毀這些數據，很可能也被鎖在文件櫃裡成為中國政府的秘密財產。2020年，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人口普查，隨後開始陸續公布各項人口數據。不過，中國政府並未像過去那樣公布西藏的人口數據，而是將其包裹在「少數民族」的數據之中。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邊巴次仁先生指示對西藏的人口進行研究。隨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為此設立了專案研究，並委託跋熱・達瓦才仁主任負責。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達瓦才仁主任圓滿完成此研究成果，以《西藏人口史鏡》為名撰寫專案研究報告。
我們非常感謝作者達瓦才仁主任，他以流利的中文撰寫此研究成果，也衷心感謝台灣雪域出版社賴總經理及志工們為西藏奉獻的精神。相信這些努力和作為會使中國讀者更了解西藏人口的歷史。
很抱歉我不懂中文，因此無法發表任何具體的評論內容。但是，我認識此專案研究的作者達瓦才仁主任，他在歷史和當代西藏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並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堅信這項研究結果將是公正、嚴謹、具高品質。我們也希望此專案研究能重新喚醒世界關注1950、1960年代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苦難，並聚焦西藏的自由事業。我也非常期待藏文版或英文版能早期發布。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
諾增卓瑪
序文 2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序｜重現雪域失落的生命印記
在一個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人口的增減消長，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其生命力的脈動與集體命運的縮影。它記錄著盛世的繁榮，也銘刻著災難的創傷。然而，對於雪域西藏而言，這部關乎民族存續的生命史詩，其真實的篇章卻長期被重重迷霧所籠罩，甚至被蓄意塗抹與改寫。關於西藏人口的專門著述，至今仍付之闕如，這不僅是學術界的巨大缺憾，更是對一個民族集體記憶的莫大傷害。
究其原因，除了西藏地勢遼闊、地形崎嶇，致使歷史上難以進行全面性的人口普查之外，更關鍵的因素在於，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西藏人口的議題已不再是單純的社會學範疇，而成了一個被政治層層包裹、充滿爭議的敏感禁區。
回顧古代典籍，我們仍能窺見古代西藏人口繁茂的吉光片羽。藏人間流傳《舊唐書》中曾有關於「吐蕃」地區（古代對藏地部分區域的稱呼）人口高達 2,400 餘萬的記載，即便此數字可能包含當時地域認知的差異或誇飾成分，卻也雄辯地反駁了「西藏自古人煙稀少」的刻板印象。至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籌備設立「西康省」的過程中，亦有流傳官方估算人口超過 800 萬之說，雖涵蓋多個民族，但藏族作為主體民族的人口基數之龐大，已不言而喻。這些歷史的碎片，猶如散落的珍珠，暗示著一個遠比當代官方敘事更為豐沛與充滿活力的藏民族群體。
然而，自 1950 年中共武力入侵並佔領西藏後，所有關於人口的真相便戛然而止。儘管中共當局進行了多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但涉及藏區的原始數據、統計方法與細節，始終缺乏應有的公開與透明。官方發布的各版本數據之間，不僅存在巨大落差，甚至相互矛盾，令人難以採信。在這樣的背景下，流亡藏人社群數十年來以「600 萬藏人」作為民族總數的估計，這既是基於歷史記憶的傳承，也是一種對民族存續的信念與呼籲。弔詭的是，中國官方出於其政治宣傳的需要，亦時常引用「600 萬西藏人民」這一說法，從而使西藏真實的人口歷史，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下，共同陷入了一種模糊而詭譎的狀態。
在此艱困的時空背景下，甫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榮退的跋熱・達瓦才仁先生，以學者的嚴謹與藏人的擔當，耗費數年心力完成《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其問世不僅彌足珍貴，更是一項勇敢而必要的嘗試。本書猶如一道劃破歷史迷霧的銳利光芒，為所有關心西藏真相的人們，提供了一幅更為清晰、更具深度的西藏人口變遷圖景。
本書首先引導我們深入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誰是藏人？」藏族的人口統計之所以如此複雜，正因其跨越了現代政治疆界的限制。歷史上，一部分藏人早已遷徙至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爾、印度、不丹等地，他們雖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卻依然延續著藏民族的語言、文化與信仰。當我們討論「西藏人口」時，必須清晰地辨別其指涉的範疇：究竟是今日中國行政劃分下的「西藏自治區」人口，還是包含了所有傳統藏區（安多、康、衛藏）的「藏族總人口」，抑或是更廣義的、保有藏文化與語言特徵的「藏文明圈族群」。
達瓦才仁先生在書中對這些概念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揭示了民族分類本身的流動性與政治性。書中指出，如古代的羌族、吐谷渾等，皆與藏族有著深厚的血緣與文化聯繫，並逐漸融合；而今日被中國官方劃分為土族、羌族、納西族、摩梭族以及門巴族的部分群體，在古代文獻中亦曾被視為藏人的一支。這種認識，幫助我們跳脫了僵化的官方框架，回歸到更宏大的歷史文明視野，去理解一個民族有機的、動態的發展歷程。
本書最為核心，也最具勇氣的部分，便是直面那段最沉痛的歷史——即西藏流亡政府數十年來提出的「120 萬藏人非正常死亡」的指控。面對中國政府的全面否認與資料封鎖，達瓦才仁先生並未止步於簡單的控訴，而是選擇了更為艱鉅的學術路徑。他敏銳地指出，中國政府長期隱匿了西藏各地方政府詳盡的差役賦稅紀錄（清冊）、嚴密的人民公社戶籍資料，以及1953年與1964年兩次關鍵性的人口普查細節，並以所謂「解放帶來人口增長」的片面數據作為反證，試圖以「現在」的增長來抹去「過去」的鉅減。
為了釐清這團歷史迷霧，作者廣泛比對了中、藏兩種語言的史料，系統整理了1982年以來歷次官方人口普查的公開數據，並深入剖析了諸如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共內部文件等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以縝密的邏輯，揭示了官方數據中的矛盾與不合常理之處，一步步地逼近歷史的真相。
這部著作不僅僅是一項學術工程，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記憶的修復行動。它試圖為那些在戰爭、飢荒與政治迫害中無聲逝去的生命，尋回他們應有的歷史定位。它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跨越語言與資料壁壘的整合性成果，更為未來的西藏人口研究，乃至於整個近現代史研究，開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當然，受限於資料的匱乏與研究的艱難，本書或許尚未能解答所有疑問，但它無疑已為後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衷心期盼，能有更多具備良知與勇氣的學者、讀者，能夠關注此一議題，持續挖掘並提供更具證據力的資料，共同參與到這場還原歷史的志業中。
因為，書中的每一個數字，都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符號，它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破碎的家庭，以及一個民族難以磨滅的集體創傷。讓西藏人口的真相重現於世，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謹此，我鄭重推薦《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巴瓦・格桑堅參
2025年10月吉日
作者序
檔案的沉默與歷史的重建：西藏人口史的研究路徑
1950年，在內戰中獲勝的中共軍隊乘勢入侵西藏，佛國西藏萬人規模的國防軍面對中國的百戰勁旅自然是不堪一擊，歷史上一再重演的滅國亡族一幕看似就要在雪域上演。這時，中國軍隊卻沒有乘勝前進，反而提出要跟西藏政府進行和談，並指定了戰敗被俘、時為中國階下囚的西藏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方面的和談代表。戰敗的西藏除了唯命是從並無其他選擇，於是完全按照中國的意志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
明明已經徹底擊敗了藏軍，卻還要求西藏人簽訂「和平解放」的條約，有研究者就認為這一前所未有的操作應與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有關，聯合國憲章首次提出了「禁止通過武力來攫取領土」的原則，這一原則促使了中國政府在取得軍事勝利後，還要裝模作樣地為侵佔西藏披上「和平解放」的外衣和通過簽約兼併的假象。
同樣，戰爭中獲勝一方一般都會大肆炫耀自己的勝利並誇大自己的戰果，古有所謂築京觀或骷顱臺等，今有中共宣揚自己在抗日戰爭時中流砥柱以及消滅八百萬國民黨軍隊等，但蹊蹺的是，中國政府對於征服西藏開疆拓土的勝利卻不怎麼炫耀，對消滅大量西藏敵人的英勇事蹟更是深加隱晦，或代之於「解放」、「進步」、「一小撮農奴主反抗革命」等現代價值觀包裹下的籠統敘事。
這樣的「謙虛」肯定不是中共的本性，若探究外因，或可聯想到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底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該公約明確宣示不論戰時或和平時期，蓄意地消滅某一種族全部或部分的行為均係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需要防止和懲治。顯然，跟中國國民黨軍隊交戰是一國之內戰，可以炫耀。而入侵西藏則另當別論，蓄意消滅整體或部分異族成員的行為更是被國際法視為罪行。
姑且不論中國政府是否真的因為該公約而變得如此「謙虛」，至少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其在西藏高原上大肆屠戮藏人的暴行則是無庸置疑的。中國政府否認雪域高原曾發生持續多年的戰爭，否認期間的大規模抓捕以及絕大部分被抓捕者就此消失的事實，還有人為製造的飢荒等，當然更不會承認由於這些行為而造成了百餘萬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國政府不僅否認以上種種，而且還宣稱──歷史上西藏人口本來就很少、中國對西藏的解放未造成西藏民族人口的大量損失、中國促使了西藏人口的增長等。與此相關的論述或宣傳更是連篇累牘，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西藏薩迦王朝時期的萬戶制度、第七世達賴喇嘛時期有關西藏情勢的佚名中文紀錄，還有學者們玩弄數據的騙局──通過少算西藏家庭的平均人口數、誇大西藏僧人的數量和比例等方式，將西藏人口寥落的原因歸咎於本來人口就不多、出家人太多更是雪上加霜等。
其實，中國政府完全不必如此煞費苦心編織謊言。因為西藏各地方政府都有詳盡的差役賦稅紀錄，中國政府也分別於1954年和1964年進行了人口普查，而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戶籍數據更是最為嚴密，拿出這些資料就足以了解真相。
歷史上由於沒有現代的人口普查機制，因此對歷史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據徵收賦稅的數據來做推測或判斷。有些國家會徵收「人頭稅」，其數據可能就相對精準一些。西藏歷史上沒有所謂的「人頭稅」。西藏的稅制是以政府向臣民撥付（分封）農田或牧場為前提，由領受土地的百姓以戶為單位繳納賦稅差役。因此，西藏各地方政府的稅冊中會詳細紀錄農田或牧場的數量，以及領受這些土地的百姓及其家庭人口等資訊。由於這個稅冊是各地官府向人民徵調稅賦差役的唯一依據，因此新舊地方官員替換時也要一一核對交接。通過這些稅冊，可以清楚了解西藏政府直接管轄之納稅居民的情況，這點從本書引用的唯一流入國外的西藏吉隆宗（縣）之稅冊即可見一斑。
但中國政府顯然不願意這樣做，西藏各地的稅冊等資料在簽定《十七條協議》後就處於中國政府的控制下，藏人反抗失敗後，這些稅冊資料便失去徵稅等功能而成為史料，但中國政府卻完全隱匿了這些稅冊的存在。
同樣地，由於百萬西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發生在1956～1962年之間，如果公布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或嚴格戶籍資料中有關西藏民族的真實人口數據，則西藏人口劇烈變化的全貌也不難呈現。但中國政府卻宣稱這兩次人口普查未含藏人居住區域、後來公布的數據是依據估算而來，以此來迴避真相。
由於中國政府隱匿其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反而以推測或間接的資料來說事，因此，研究西藏的人口問題一直都陷入不知從何著手的困境。即使是在西藏出生的作者本人，雖曾書寫過相關的歷史，對於那段造成大量西藏人口死亡的歷史可謂是耳熟能詳，但面對中國官員在國際場域強詞奪理地否認中國的入侵造成西藏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實時，也真實感受到不知該如何自證的窘境。書寫西藏的人口史，也由此成為作者此生的一項使命。
從台灣回到印度達蘭薩拉後，深感人生苦短且無常，歲月不容再蹉跎，乃將部門的所有行政業務都託付給助手丹巴先生去處理，自己也因此才有機會儘可能地專注於研究書寫。針對歷史上至今的西藏人口數量，藉由蒐集中文及藏文的相關資料，探究西藏人口數量的消長，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檢驗，而推論結果。例如，為探究西藏僧俗的比例，針對青海的人口文獻，找出阿曲戶部落、夏卜浪千戶部落、貢工麻部落、年乃亥地區、浪加族、玉樹區、汪什代海藏族部等七個地方的資料，彙整僧人數量、戶數、總人口數後，分析僧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研究發現玉樹地區、汪什代海部的資料謬誤，其他五個地方，平均每戶不到5人，約每4、5戶有一位僧人。
在印度收集研究所需資料實屬不易，幸好網絡發達，承蒙盧惠娟老師和欽饒小姐及同事慈多等的幫忙，才使得本書的內容較為完整。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鄭凱榕小姐則做了最後的校對和編輯工作，鄭凱榕小姐以台灣人特有的認真和負責態度對全書做了在我看來是近乎完美的查核與訂正，每次看到她將滿篇紅字的校對文稿傳過來，我既感到慚愧，也對她的仔細和認真充滿感激。總之，本書是匯集諸多臺、藏友人的相助才得以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希望通過本書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關注西藏，並促使歷史和後人牢記那些已經消失的生命。
作者
跋熱・達瓦才仁
2025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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