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權小旅行」：政治受難者導覽 打開跨世代對話

（德國之聲中文網）過去15年來，陳欽生幾乎每週都會重返他曾被關押的軍事看守所。這裡位於台北市近郊的景美秀朗橋下，如今不再像1970年代那樣有軍人站崗，也沒有了當時的恐怖氛圍。但每次回到這個監牢，陳欽生都會向陌生的群眾一次又一次講述自已生命中最生不如死的時候。

「當我知道自己被以死刑起訴，我無法告訴各位我是怎麼度過等待判決的日子……我就坐在這個角落，不敢躺下去，唯一的印象就是我被送到刑場去槍斃的景象，心裡面就產生不知道什麼樣的感覺，不曉得是害怕，還是恐懼，還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

當年，陳欽生從馬來西亞赴台留學，就讀台南的成大，由於華語還不夠好，常去美國新聞處看書。想不到，他因此遭調查局鎖定，被指控犯下跟自己毫無關聯的爆炸案，承受兩週的刑求逼供。

現在76歲的陳欽生，講起這段故事彷若回到當時。他曾手腳被綁縛倒吊，被尖針扎指甲肉，特務甚至在他吐血時用抹布摀住他的嘴，讓他幾乎窒息。他也忘不了刑求後被送到景美看守所時，一進去所看到的「公正廉明」四個大字；就是在這個地方，他被迫寫下虛假的自白書，被羅織「發展共產黨組織」的罪名。在監獄裡，他度過了12年光陰，其中8年更遠在綠島。

監牢時光曾被他封存在記憶深處，直到2010年再度重返景美看守所。那時有研究者建議他回到自己受過傷的地方看看，但實際要走進去並不容易。好幾次，他都只在外面繞圈圈，在其他受難者前輩鼓勵下才鼓起勇氣。自此，他反覆重返自身受難現場。

現在陳欽生在景美白色恐怖紀念園區擔任導覽志工，名片上的頭銜寫著「見證者」。他時常替海外重要人士解說台灣的民主歷程，包含2022年訪台的美國眾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

每年大約有十幾次，陳欽生也會回到別稱「火燒島」的綠島艷陽下，帶領一群又一群年輕世代的台灣人「走讀」這段威權歷史。在名為「綠洲山莊」的綠島感訓監獄，他總會講述當年媽媽到監獄看他的故事；結束導覽前，他在狹小的接見室裡唱起《母親你在何方》這首歌。一曲完畢，有人遞給他一包衛生紙，他淡淡地說：「沒事沒事，我們回去吧。」

跨越世代的人權小旅行

帶一小群民眾實地、深度探訪發生過人權侵害事件、或跟民主抗爭有關的場所，這樣的「人權小旅行」或「人權走讀」，近年逐漸成為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重要工具。

關押過陳欽生的景美看守所和綠島感訓監獄，如今都轉化為白色恐怖紀念園區，由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管轄。這兩處有定期、常態的導覽，也常有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倡議團體到訪，扮演「人權外交」的角色。未來人權館還將開放第三處、位於新店的「安康接待室」給大眾參觀，那裡曾是調查局用來審訊政治犯的地方。

從景美到綠島，這是一條外人看來黑暗、充滿恐懼與痛苦的記憶之路，但陳欽生說：「這故事不能被遺忘……很多受難者前輩託付我必須走下去。我是最年輕的，也許能夠承擔的時間會比他們久。」

陳欽生希望年輕人能思考為什麼威權時期會發生侵害人權的狀況，並且「能夠走出來，找到方向」。不過，他說他不會試圖告訴年輕人該怎麼做，只是藉由訴說自己的歷史，「提醒你們，這些過去的痛苦不應該在你們身上發生，那你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守住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完全看你，而不是看我們」。

彷若親歷其境的震撼，是許多人權小旅行參與者共同的感受。從事環境倡議的吳筱筑今年9月曾到綠島參與陳文成基金會辦的人權走讀，聽了陳欽生講述遭受刑求的故事，她說：「我幾乎完全無法相信酷刑居然離我們、離台灣那麼近。」

不少人權工作者更是深受陳欽生啟發。他是年輕人口中的「生哥」，在大家面前開朗、沒有架子；除了帶導覽講故事，他還催生了台灣人權團體的年度盛事「人權辦桌」活動，凝聚、連結不同議題的組織。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志工張瑀婕就表示，如果不是生哥，她可能不會走上轉型正義倡議之路。

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廖品硯生於2000年，他也沒有經歷過威權統治；高三那年，他是因為聽了另一位受難者蔡焜霖親身講述經歷，促使他想要多瞭解、紀錄、訴說台灣的威權歷史。到現在，廖品硯已經是有經驗的導覽員，帶過十多場人權小旅行，主題包含二二八事件的學生抗爭、為爭取言論自由自焚而死的鄭南榕生平走讀，還有國民黨「不當黨產」小旅行路線。

廖品硯從口述史和檔案資料中蒐集有意思的人物小故事，儘量降低知識的吸收門檻，讓一般人更能理解。例如介紹鄭南榕，他會帶大家到台北的金華國中，解說為什麼這座中學校園成為「黨外」運動場合；如果是台獨人士彭明敏的生平主題走讀，他則會提到彭明敏與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的師生關係。

透過小故事的拋磚引玉，許多參加導覽的較年長民眾也會主動分享自己的類似經歷。「雖然說是歷史，但其實戰後台灣史離我們最遠的也還不過80年，所以其實滿多人都有參與其中。」廖品硯說，有時導覽尾聲會變成參與者的互相交流，也形成了不同世代之間的互動。

從親歷其境到設身處地

共生協會秘書長潘美說，相較於撰寫歷史普及文案的網路「空戰」，小旅行就像人權倡議的面對面「陸戰」，更能夠觸及那些願意關心人權、卻不是很深入瞭解的「同溫層邊緣」群體。

保留下來的受難空間、物品與線索，也有助於觸發人的想像。例如共生協會曾舉辦台北六張犁政治受難者墓區走讀；實際看到滿山遍野未經妥善整理的墳墓，帶給參與者強烈的情緒衝擊。

潘美說，六張犁「其實很難走，維護得很差，有時候你在攙扶（受難者）前輩走的時候，那個小心翼翼的感覺，其實是在場的民眾都可以感受到的……當那個現場有一個很老的人要跟你講那些故事，我覺得大家都會更加聚精會神」。

從事文資保存的台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曾規劃台北大稻埕的醫療與人權走讀路線。二二八事件引爆點「天馬茶房」就位於大稻埕；二二八不久後被抓走的台灣醫師施江南行醫的「四方醫院」也在這裡。透過展覽和走讀，民眾有機會重回施江南被抓捕的現場；研究員張仁豪說，小旅行的必要性就在於強化感官的感受，能讓民眾有更深刻體會。

台大城鄉所學者黃舒楣也表示，小旅行創造了設身處地想像的機會，幫助一般人理解人權遭剝奪的暴力過程。她認為，人權小旅行不只要能傳達出「永不再犯」（never again）的概念，更重要、也更困難的是帶民眾理解「為什麼發生」，以及「人」的力量。

「如何不再發生，其實滿需要每一個人都意識到自己可以有一點微小的力量……如果把自己看成是一點力量都沒有的話，那就會把非常多的暴力解釋為沒辦法、無可避免、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就眼看著它發生。」

在黃舒楣看來，理想的人權小旅行還應該帶來積極的反省，而非為了找到一個絕對的加害者，「不能太懶惰地去消費苦難，或是太簡單地究責」。

小旅行能走多遠？

民進黨執政期間，台灣的轉型正義政策自2016年起逐漸法制化。2017年《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明定要保存「不義遺址」（即威權時期曾發生統治者大規模人權侵害事件之場所），行政院的中長程業務目標內，也把人權小旅行納為衡量轉型正義進展的一種指標，並透過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衛福部等機構，補助民間舉辦人權走讀。

然而，一場通常十幾人參加的人權小旅行，規模畢竟有限。學者黃舒楣表示，「不能期待小旅行來承擔所有的責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館長藍士博也說，這樣慢慢的「滴水穿石」，效果遠遠不夠。

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重視程度，還不足以支撐起更廣泛、更大規模的人權小旅行。藍士博指出，相較於蔣介石的慈湖陵寢每年約有新台幣5000萬的維護費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只有3000多萬，其中不到百萬能運用在小旅行上面。經費和人力不足，小旅行難以穩定、常態舉行。

此外，行政院會去年通過的《不義遺址保存條例》草案，面臨在野黨強烈反對，在立法院卡關至今；儘管中央政府希望活化、推廣「不義遺址」，仍無法強力督促地方主管機關配合。由於沒有專法，很多地方政府抱持觀望態度，並不主動採取活化行動。

但部分人權工作者還是正面看待政府的舉措。廖品硯認為，有了政策的框架，就能促進更多探索、活化的可能性，發掘出更多能在小旅行介紹的地點。他還指出，行政院自身也是「不義遺址」（過去是行政長官公署，二二八期間曾發生掃射事件），如今設立了「不義遺址」標示牌，這有助於小旅行導覽，讓現場解說可有所依據。

而對政治受難者陳欽生來說，不論法規政策如何，他都會繼續走下去。他不把這稱為「使命感」，只認為自己有義務為台灣付出：「這塊土地剝奪了我很多，但是也給了我很多……我覺得在我受傷的地方來陳述我的故事，更有力量。」

15年前踏入景美紀念園區時，陳欽生曾在紙上畫下一艘大海中迷失的小船，象徵自己重返受難現場的茫然；現在，他說自己是一艘有動力、有方向的船，「那是不一樣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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